教师讣告背后：帽子掩盖了人的真实
山东财经大学的刘海明教授，年仅38岁，因故去世，学校发布了一则讣告，列出了他作为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研究院院长以及多个荣誉称号。看似光鲜的表述，却让人感受到一种绩效至上的氛围，网友们纷纷评论这则讣告充满了“帽子文化”的痕迹，而对其真正的贡献则几乎未提及。有人为学校辩护，称讣告的后半部分提到了一些论文和项目，但不容忽视的是，讣告的初印象已固化成对头衔的追逐。
在同济大学，31岁的博士董一庆也因故去世，其讣告提到他有超过30篇论文及多项专利，以及参与的国家级项目和获得的奖学金，但没有关于他私人生活的任何信息，比如他是否有父母或伴侣，亦或是他平日的性格和兴趣。这样的讣告读起来更像是人事档案的冷冰冰记录。而47岁的浙江大学教授刘永锋因脑溢血去世，42岁的上海高校教师王猛的讣告中提到他创立的“相声课堂”，总算是给死者增添了一丝人性化的描述。
我们生活的环境中，连去世的讣告也被这种头衔逻辑所左右。一位网友尖锐地指出，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如同被绩效至上的思维所绑架，连对逝者的基本尊重在这样的“帽子”排序中也显得无足轻重。事实上，许多其它高校如中科院、清华等发布的讣告也大同小异，习惯于列举科研成果及头衔。
这背后深藏的原因便是对安全的追求。单位在发布讣告时，需使命名风险降到最低，避免对品德的主观评判，因此，各种项目和资助的称谓成为了最佳选择。感情是无法用数字表达的，所以往往被忽视。学校并非完全无情，而是整个系统只看重那些包装上好的成就。
体制的设计也制约了表达方式，高校在职务上执行非升即走的政策，年轻人若在30岁之前没有成果将很难存活下去。此外，科研经费通常集中在大团队，年轻研究者单打独斗的机会寥寥。头衔不仅仅是荣誉，更演变成奏升迁和资源配置的首要条件。越多的头衔带来越多的资源，而资源越多，就会产生更多头衔的追逐。
年轻学子们在网上留言，表示最大的恐惧并非加班，而是将来去世时，没人记得他们的热爱与生活。曾经墓碑上会铭刻优美的诗句，如今档案里却只记载着他们的论文数量与科研经费。华东师大的副教授毛世桢生前为自己撰写了一篇300字的讣告，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是个“碳基生命体”，以此悄然告别。这是一个个体与世界的真诚告别，里面没有头衔与业绩，只有一个真实的人。
然而绝大多数人的讣告并非出自他们自己之手，而是由他人根据档案和荣誉一一列出的。撰写过程往往按部就班，经过层层审核，尽管这些起草者并非冷血无情，但却是在制度框架下执行着条条框框。结果便是，对他们个人的独特性看似不再重要，而曾获的头衔则成为了整个讣告的主题。
因此，可以说“没有头衔，就显得不体面”。刘海明、董一庆、刘永锋和王猛，这些学者在离世时，还有人记得他们曾经的课堂形象和与学生的交流吗？或许有人记得，但讣告中不会出现这样的温情。讣告的主要功能是向仍然存活的人展示这个系统对他们的评判方式，如何记住个人，以及如何将自己的生命概括为简短的几行字。在活着时，你是如何被头衔定义，在离世后依然是如此。
一位网友提到，逝去的生命留下的虚名又有何用？不如平稳度过职业生涯的讲师，对家庭的贡献更为真实。尽管这句话令人心痛，却是真实的写照。再多的头衔终归是虚无，一旦人走了便再无意义。讣告不应该是科研履历的简单重复，或单纯的人才称谓集合，而应当真实地反映曾经有人在此生活、教学、爱的痕迹。然而在现行高校体制中，个人的身份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拥有过多少个头衔。没有足够的头衔，甚至连死亡的尊严都无以保障。不知道这一现状何时才能有所改变，只晓得下一次猝死的青年，讣告或许依然将以这种格式出现。
